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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天講述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100個故事”之一

1937年10月，一本奇書在英國倫敦出版，幾周內就銷售10萬余冊，當月三次加印仍供不應求。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就是第一個把中國共產黨介紹給世界的人——美國人埃德加·斯諾。

《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譯名《西行漫記》）

1930年代的中國，處于抗日戰爭烽火中。1935年10月，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工農紅軍經歷萬里長征，來到陜北。由于受到國民黨的軍事圍困和新聞封鎖，那時的延安猶如白色海洋中的紅色孤島，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了解，只是被國民黨妖魔化的形象。

斯諾在陜北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么樣的人？”為什么有成千上萬中國人冒著被處決的危險加入共產黨、加入紅軍？憑著職業敏感，美國記者斯諾相信，國民黨“長城”般封鎖線后的延安，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在宋慶齡引薦下，他抱著“無論付出什么代價”都一定要去的決心，突破重重關卡，歷經艱險，最終于1936年7月13日抵達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保安。

當晚，他就見到了毛澤東。就著微弱的燭光，他們進行了許多次徹夜窯洞長談。通常從晚上9點多鐘開始，一直到晨光熹微。正是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完整敘述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全面闡述根據地的建設及其各項政策。第一次預言了中日戰爭的發展前途和中國必勝的結局；全面闡述了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達了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第一次談到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關系，論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國愿同友好國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更大的合作。斯諾被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毛澤東的魅力和博學深深吸引、折服。他深感毛澤東的歷史是中國整整一代人豐富的橫斷面，毛澤東的不凡之處就在于他是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代言人。這段經歷被斯諾稱為“生平經歷過的最寶貴的談話”。

毛澤東與斯諾

周恩來對斯諾承諾“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并為斯諾制訂了一份92天的訪問計劃。斯諾得以遍訪上百位紅軍將領，赴前線采訪紅軍戰士和紅軍的日常生活，并廣泛接觸普通民眾。他捕捉到的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與國民黨長期的宣傳大相徑庭——做了十年紅軍領袖的毛澤東，所有財物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在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愿穿鞋；周恩來土炕上的蚊帳是“唯一的奢侈品”；彭德懷穿著用降落傘縫制的背心；“財政部長”林伯渠耳朵上用線繩系著斷了腳的眼鏡。

斯諾拍攝的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

紅軍戰士大都出身中國農民和工人，參軍是因為“紅軍幫助窮人，救中國”；官兵平等，指揮員傷亡率很高，因為他們向來都同士兵并肩作戰；年輕的戰士們臉頰紅彤彤，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蘇區辦了免費的學校，貧苦孩子可以念書識字；劇社不售門票、沒有包廂、沒有雅座，領導人都分散在觀眾中間。陜北孩子把紅軍叫做“我們的軍隊”，農民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里徹底消滅了鴉片，貪官污吏從來沒有聽說過，奴役和乞丐已經絕跡，尊重和保護婚姻自由……在回民區，紅軍每到一地就派人守護和打掃本地清真寺，他們“小心翼翼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農民和阿訇中間也留下了印象”……

斯諾拍攝的“紅軍戰士在跳高”和紅軍劇社演員

當斯諾問“怎么看紅軍”，一位赤腳農家少年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老百姓的權利打仗”。當斯諾問“你們怎么知道農民真的愛紅軍”，戰士們說“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我們紅軍就是人民。”

斯諾拍攝的紅軍小戰士“山西娃娃”

在陜北的100多個日子，斯諾為心中的疑問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東方魔力”，并斷定這是古老中國的“興國之光”。他稱共產黨人是“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有著優越的“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制勝意志”，“堅韌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他深情地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歷。我在那里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于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沒有如此強烈的感受。”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序言中說：這本書能風行各國，不是因為它的風格和形式，而是因為它的內容。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所創造、所寫下的，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人口述的，我只不過把他們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所作的長篇談話給予了原始記錄。使他們不可被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回到美國后，斯諾仍然向美國和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他說：“從根本上說，真理、公正和正義屬于中國人民的事業。”1970年，斯諾再次回到中國。毛澤東邀請他登上天安門城樓，并與他并肩微笑的照片，是斯諾一生與中國革命不解之緣的高光時刻。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

1972年，斯諾臨終前的一個星期，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去紐約的途中，特意繞道日內瓦，帶去毛澤東對斯諾的問候。毛澤東、周恩來派去為斯諾治病的馬海德醫生回憶道：“我們兩人（馬、黃）曾經和斯諾一起在保安窯洞里度過了無數的日日夜夜……斯諾一眼就認出了我們，他驚喜地坐了起來說，‘好啊，咱們三個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我們忍不住同他一起笑了起來。”

今天，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湖畔，一塊石碑上用中英文寫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斯諾說：“我熱愛中國。”正如他在遺囑中所希望的那樣，他長眠于他所熱愛、同樣熱愛著他的中華大地上。